法律必须由法院强制遵行。
该解释将大学界定为行政机关固然可以解决其行政诉讼主体地位问题，却采用了法律授权说，大学与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和其他行政主体之间如果不进行进一步区分，其负面效果也极其明显：行政从属于立法原则使法律保留成为必然，可能会在根本上动摇大学自治的制度性保障功能。社团自治成为社会多层治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民间化、去中心化来实现民主、高效、法治化的社会治理目的。
依据该理论，大学自治以实现学术自由为旨归，作为一种立宪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传统制度，立法者虽然有权对大学自治事项进行相应的规范但不能侵害自治制度的核心。大法官出于破除特别权力关系将大学自治纳入司法审查的需要而做出此种解释，其初衷可嘉，因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台湾根深蒂固，对民众基本权利戕害至深，虽然大法官会议连续做成187号、201号、243号、266号、295号、298号、312号、323号和338号等一系列解释，许可提起行政诉讼，但上述解释皆针对公务员勤务关系，而许可受到处分的学生提起行政诉讼则是从382号解释开始的。大学自治与法律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大学有关学术自由事项由各大学自主决定，拒绝立法机关对大学事务的过度介入，正是这种处理大学自治的基调，才使得大法官们没有被大学法第1条第2款完全套牢。而德国法上的大学自治被视为宪法上的制度保障，这是伴随大学诞生和发展而形成的社会自治形式，是一种远在立宪之前就已存在的历史制度，非依靠现有法律的塑造才得以形成，因而并不从属于法律。二、台湾大法官会议对大学自治和法律保留之关系的认识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为释宪机关，主要是针对具体个案中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这种个案化的解决问题机制使得大法官们出于应急之需而不得不就事论事，并无机会将大学自治问题进行体系化的阐述，对大学自治和法律保留二者关系，难免存有在不同的解释中各说各话的缺憾。
因此，大学自治制度虽然要依靠法律的保障，但却不完全依附于法律，大学自治权和国会立法权一样都来自于宪法，二者之间并非行政与立法的分权，而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分权，自治是大学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所固有的基本权利，大学自治权和国家立法权之间是宪法层次的分权，而不是法律层次的分权。其中，学术研究涵盖与探讨学问发现真理有关的所有事项，诸如研究动机形成、计划提出、研究人员组成、预算筹措分配、研究成果发表等。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宪法监督机关如何司法化，其最终总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但笔者始终认为，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模式下，探讨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可能捍卫了我们认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却背离了宪法监督的本质，最终使这一理想的制度设计归于失效。[3]平民党亦称人民党，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第三党，在1892年总统竞选中，该党获得100多万张选票和西部各州22张选举人票，动摇了美国的两党体制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对此问题的研究历久不衰，概因宪法监督的重要性使然（历史和现实均表明，没有真正的宪法监督，就没有宪法）。在改革之前只有共和国总统、总理、两院议长有提请权。
议会只有在宪法为其设定的界限内才是至高无上的，它不能超越宪法为其预定的界限。在英国，旨在给众议院降温的贵族院的权威大大削减，只具有了象征意义。
随后我们看到，一种非责任制的、司法化的监督机构已经发展起来。在真正实行宪政的国家，多数民主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权威和地位，但是，不可忘记的是，自由和平等也是民主国家不可动摇的价值追求。宪法至上是民主宪政的根本原则，是法治社会的当然要求。我们应该承认，任何权力都是有限度的，绝对无限的权力是不存在的。
宪法首先获得法律权威，然后才获得最高法律权威。上述宪法监督机关都具有司法性质。孟德斯鸠式的民主注重权力结构、程序和规则，在人民主权的前提下，重法治。四、结论从宪法的法律性看，宪法是法律，宪法可以而且应该由司法化的机关加以适用。
美国总统林肯抨击最高法院时说，如果在涉及全体人民的重大问题上，政府的政策最终由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那么这些判决一经作出，人民就不再是自己的统治者，实际上已经把他们的政府拱手交给了那个著名的法院。尤其是，议会主权的信仰给现代立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议会自身得不到限制。
对于英国宪政道路的成功，一般人很难理解 ，维尔（Wherea）在《现代宪法》一书中将其归结为英国人的民族特性——经验主义、保守主义谦虚、独立性、责任感等。法国宪法监督的实践表明，司法化的监督是宪法监督制度发展的一般趋势。
美国于1803年最早正式确立了以普通法院审查法律合宪性的制度。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什么宪法监督的职能要赋予司法机关？因为司法化的监督在客观上用法律的程序和用语掩饰了监督机关的政治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或者说至少是掩饰了监督机关的政治判断力，因而其裁决容易为争端各方所接受。比如它要受1706年《苏格兰条约》的限制，不能制定某些法律：还要受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的限制，英国议会在日常立法和修改法律的过程中，忠实地保护着宪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并通过积极的法律调节活动，使宪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历久不衰。美国式的宪法监督也概莫能外，因为法院在进行合宪性判断时，必然要涉及决策性判断，间接介入政治斗争的领域，它不但不是超政治超阶级的，而且还是统治阶级执行政策的精巧工具。英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美国式的宪法监督制度，固然与它的宪法是不成文的、柔性的宪法，宪法与法律没有效力等级之分有关，但戴雪的这番宏论，也充分说明了议会至上的信仰对于专门机关适用宪法的顽强阻抗。[6]经验证明，司法审查只是在大规模的政治重组时，才会受到激烈的批评，在持续的政治一致和稳定的多数派统治时期则较少受到批评。
在承认宪法的监督的目的是制约多数民主的前提下，也应看到，宪法监督中存在的最严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何种程度上监督政治民主成为可能？或者实际一点说，如何最有效地建立与多数主义对抗的约束机制？总结几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可以看出，最直接的监督制度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监督制度。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为国权之最高机关，并为国家之唯一立法机关，接着在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
这里所谓适当的机关既可以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也可以是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代表的宪法法院，也可以是法国那样的宪法委员会，总之，必须是司法化的机关。法官在任期内不得罢免。
宪法法院的政治性比普通法院还较浓重。宪法绝不是什么作用有限的公共伦理（Public ethics）、政治道德（Politicalmorality），它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而且是最高法律。
然而，争论归争论，有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宪法委员会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产物，只是到了70年代，其司法性才得到加强。[3]在美国建国前的州政府机构里，原来旨在监督立法行为的监督委员会和监察官也逐渐被取消。这是宪法委员会管辖权扩大的表现，也是其司法性得到加强的重要表现。也就是说，法律主权已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来限制，只有通过政治的主权即公意、选举等来制约，而政治主权对法律主权的制约，可能意味着政治的动荡，就连戴雪也没能恰当的解决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议会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之间的潜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在现代显得尤为明显。
诚然同法机关的权威不在于它有能力作出判决，而在于政治行为者和公众舆论能自愿服从它。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对增强宪法委员会的权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这种浪漫理论，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研究宪法的法律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国势力不是法律概念，而是国际政治术语，用在宪法中不恰当，而且内涵不确定，外延过宽。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支持法律化的提议，并认为这一提议具有超出具体立法本身的政治宪法意义，其可能效用在于：（1）通过法律的形式变迁开展关于宗教法治的社会启蒙，使得社会公众甚至部分执政官员了解和理解宗教的正面社会功能与宗教治理的普遍经验。
不过，这样的宪法条款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和内容性的缺陷。关于具体的法治化建议，笔者认为法律化模式及其阶段性启蒙与审议作为推动宗教法治化的理性步骤，具有一定的法治乃至于民主效应，但也应正确认识其有限性。上述两个条款（保护义务条款和国界条款）成为宗教立法的宪法根据，也成为现实中政教冲突的最高规范根源。三、以信仰替代宗教：从早期理性宗教到公民宗教笔者认为，仅仅从法律原则和技术层面讨论中国的宗教法治还嫌不够，因为宗教法治本身涉及一个民族的精神秩序的安顿方式问题，显然需要文化历史层面的解释。
（3）中国宪法上的宗教条款的最大问题在于未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在无神论哲学和民族国家范式内通过国家的世俗性完全吸纳了宗教本身的神圣性和属灵性，从而在政教关系模式上出现了与中世纪景象恰好相反的反向加冕现象（世俗民族国家为宗教组织加冕）。然而，一方面，宪法文本本身并未明确这样的原则/例外关系，另一方面，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恰恰是以限制为原则，以自由为例外。
笔者认为宗教在本质上属于社会自治的一部分，是自治事务，国家的保护义务还在宪法上否定了宗教的自治属性，使得宗教成为国家而非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参加对中国的具体宣教实践，但在本国担任着宣教的领导工作，其组织管理思想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影响很大。
中国精英群体试图以比宗教更加宽泛的信仰建构来替代宗教，这样一种努力具有显著的理性主义色彩，但却遭到了全球化时代西方主流文化的激烈挑战而趋于失败，需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2、《宗教事务条例》的合宪性分析《条例》是行政化的管制模式，技术特征是行政许可，对宗教活动的主体、场所、行为、对外关系、法律责任进行了过多的限制和约束，其规范依据为宪法第36条第3、4款，但由于管制强度过高，可能构成一种管制性限制或管制性歧视（借用管制性取得的概念），从而在总体上违反了宪法第36条第1款，在具体法律意义上违反了宪法第36条第2款，导致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或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